高中和大学仅“一条马路之隔”是怎样一种体验？“很神奇！”南京大学新生学院秉文书院2025级本科生孟凡奇说。孟凡奇高中毕业于南京大学金陵中学，在今年的高考中以历史类691分的优异成绩赢翻网，被南京大学古文字学强基班录取。为什么会选择“冷门绝学”古文字专业？将来又有着怎样的规划？在南大新生报到之际，记者和孟凡奇聊了聊。
图为孟凡奇
对于孟凡奇来说，从金陵中学考入南京大学，是“换一种眼光重新看自己高中三年生活的地方”，金陵中学和南大鼓楼校区紧挨着，一条马路之隔是两种不同的学习状态。
高二升高三的暑假，他参加了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的“零年级计划”暑期文学营。“文学营期间，听古文字强基班的程少轩教授讲古文字，我感受到了汉字的奇妙。”孟凡奇告诉记者，简体字的很多字形已经很难看出和字义的关联了，透过古文字字形、字义的变化过程，可以让自己用另一个视角观察我们每天使用的汉字，追溯汉字的本源。“另一方面，目前在我粗浅的认知中，很多字造出来是非常贴近生活的，古文字会帮我消除一些对厚重的传统文化的畏惧，会带我回到一个文学与现实、语言与真实更贴近的世界。”
这一场具有关键意义的讲座，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孟凡奇的大学专业选择。讲座提升了孟凡奇对文字、对表达的敏感度，他决定更加谨慎、认真的对待汉语和她背后的文化。升学阶段，孟凡奇参加了南京大学的古文字学强基测试并顺利通过，“我是文科生，文科学习时不喜欢太多的‘死记硬背’，希望带着自己的理解来灵活看待语文、历史、政治等偏文科的科目。”
今年高考出分后，孟凡奇考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收到了不止一所高校抛出的“橄榄枝”，但他坚定选择了南京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南大文学院绝对是国内一流的。个人性格会更偏爱南大安静、自省的气质。另外，作为南京人，很难割舍自己热爱的南京文化。比如我喜欢的作家朱文、外外，音乐人野外合作社、卡列宁、七八点......他们都太好了。”
这个周末是南大2025级本科新生报到的日子，孟凡奇来到了南大鼓楼校区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报到流程，还和南大新生学院秉文书院的立牌腼腆合影。“暑假期间还去了一趟大理旅游，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
孟凡奇到南大报道
和绝大多数新生一样，目前的孟凡奇还处在触摸专业的认知期。南大文学院副院长程少轩告诉记者，来南大古文字强基班的同学，很多都是怀着文学梦入学的。不单是强基班，学术史上很多顶尖学者也是由文学入文字的。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都是如此。程少轩表示，南大文学院古文字学强基班的培养体系，并不强制大家一定要以研究古文字为唯一目标，而是设置为开放的体系，“不但可以学古文字，也可以学语言学、文学几乎所有的研究方向。每位同学有四年的时间学习、思考、选择。”
“绝学”有继，对于同学们的未来发展，程少轩充满信心，他表示，南大和文学院给强基班配备了充足的资源，全力支持学生的自我发展。“文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亲切的师生关系也为学生自由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支撑。从前几届的情况看，大多数学生都会保研或直博，不少学生立志走学术研究的道路。”
孟凡奇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对南大校园挺熟悉，但还是希望能保持“熟悉的陌生感”，“期待大学多结识有意思的好人，坚持自由，开阔，保持阅读。”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延伸阅读
袁辉带着孩子们
一个乡村教师，驾着他的二手大众车，疾行在云雾缭绕的恩施高山公路上。窗外的风掀起他的短袖，露出晒得黝黑的手臂。暑假是教书匠最快乐的季节，他数年前播下的种子，往往在这时候得到收获。
这是袁辉待在鄂西偏远山区的第13年。13年前，他跟这里毫无交集，是一个标准的城市青年。现在，他说一口流利的恩施方言，熟悉每一条通往村庄的岔路，跟老乡们打起招呼，熟络得像在自家门口。
他要开车1小时，去巴东县白沙坪村看望学生。那是他支教生涯的起点，六年前被他教过的小胖墩，刚考上高中。暑假里，常有他教过的学生考上高中、大学，特意请他吃饭。
最让他欣慰的学生，可能是19岁的青青。
在众多学生里，他跟青青的交集是最深刻的。这个住在深山的女孩刚上小学，就被确诊罕见病“成骨不全症”，骨头脆如玻璃，极易骨折，被迫坐上轮椅，远离学校。袁辉为她上门送教6年，是青青小学阶段唯一的老师，也让她得以持续接下来的学业。
命运奏出了奇妙的回响。这个夏天，青青以621分的高考成绩被武汉大学历史专业录取。当年，袁辉也是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毕业后，来到巴东支教，青青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
今年7月，青青被武大录取后，与袁辉合照庆祝 / 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来，袁辉多次站上奖台，领取围绕“基层”“奉献”的荣誉。但靠近他的人会发现，他脸上从来没有任何太凝重的东西。他对自己的解释很简单：乡村有好的空气和景色，而教育让他“既能带给别人喜悦，也能让自己内心喜悦”。
“你看我这逻辑，没什么漏洞吧？”他轻松地问，双手转动反向盘，汽车翻过又一道山岭。此时，他载着又一个对他好奇的人——我，穿行在去学生家的山路上。
这是一个在当代人群中罕见的支教者。一个人从少年时代的理想走到现实，两点间是一条纯粹的直线，最简单，也最艰繁。
“生命的喜悦”
2012年9月8日，24岁的袁辉带着一条睡袋、几本书和几件衣服，赶到位于湖北巴东县清太坪镇的姜家湾教学点。他坐了一夜火车到附近的野三关镇，在那里搭上了一辆颠簸的双排座卡车，那是当时通往姜家湾的唯一方式。
在这之前，袁辉去过四川、贵州的山区，但没能落脚支教。他偶然在新闻里看到，湖北巴东的姜家湾教学点，有一位双腿残疾的“拐杖教师”谭定才，拄着拐杖坚持给学生上课。他想，这个地方一定很缺老师。
鄂西恩施，武陵山脉和巫山山脉交汇，境内高山纵横。巴东县又位于恩施最东北角，和重庆接壤，县境平均海拔达1053米。巴东人家祖祖辈辈，都分布在深山沟壑里，孩子们需要翻山越岭去上学。姜家湾教学点有27个学生，开设学前班和小学一、二年级，但只有谭定才一个老师。
姜家湾教学点开学，“拐杖教师”谭定才和他的学生们 / 受访者供图
来到姜家湾的第一晚，袁辉把自己套在睡袋里，就睡在8张拼起来的课桌上。他自此留下来，成为了袁老师。
开学不久，袁辉撞见青青妈妈抱着年幼的青青，在路边焦急地等车。一问才知道，青青被狗撞倒，骨折了，要去医院。他还记得青青脸上痛苦的神情。那时他们都不知道，青青患有罕见的“成骨不全症”，一旦磕碰，就有骨折的风险，如同易碎的玻璃娃娃。
袁辉想着，在青青休养期间，自己得上门给她补习功课，好让她尽快回归学校。到后来，这门特殊的课，一补就是6年。
13年后的夏天，袁辉驾车带着我，再次去往姜家湾。刚下过大雨，山间一片阴翳。汽车从省道拐进深山，在破烂的水泥路上起起伏伏，绕着山转，坡陡、弯急。每次绕进山坳深处，我以为即将到达终点时，都没想到，山体更深的褶皱里还藏着人家。青青家就在大山的腹心。
姜家湾教学点 / 付思涵 摄
袁辉像个不亦乐乎的探险家，不时提醒我，“看着啊，这又是个急弯。”接着说起有一年，他骑摩托带志愿者看望青青，因为坡太陡，人仰马翻。到了暴雨的季节，雨水顺着坡面倾注而下，“跟瀑布似的”。他语气里全是兴奋。
这条路，袁辉不间断走了6年，每周三次，雷打不动。有时他不借助交通工具，只凭双脚行走。车子穿过一处密林时，他想起来，有次大晚上走到这里，一条蛇从树上“扑通”掉下来，笔直砸在路上，把他吓了一大跳。
“你经常晚上走这条路吗？”我问。他回答，是的，有时给青青上完课，就到晚上了。
见面这天，青青穿着一条明黄色背带裙，身形娇小，戴着圆圆的黑框眼镜，双颊泛着十八九岁女孩的红晕。经过治疗，她已经摆脱了轮椅，能够方便地行走。客厅里，小方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和一堆摞起的书籍。袁辉信手拿起一本《明朝那些事儿》，告诉她，“你到大学，学了历史学的方法之后，会对这本书产生质疑。”
小学时期，青青一家还住在用土砖夯起来的老房子里。袁辉给青青上课的地点，在老房子的柴房。那间柴房里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用来上课的黑板。
青青是袁辉的得意学生，有着超乎寻常的领悟能力。袁辉经常给她买书，不买“小儿科”的儿童文学作品，专给她买《基督山伯爵》《雾都孤儿》《红楼梦》。青青和我分享，她上高中看《百年孤独》，感觉大受震撼，“和我以前看的小说完全不一样。”
袁辉也教她识别自然。他给我展示了青青6岁时的手工作品赢翻网，用玉米秸秆和甘蔗皮做的小人，背着碧绿的背篓、腰系碧绿的腰带，身姿飘逸。
青青创作的艺术小人 / 受访者供图
青青曾经在采访里说，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后，她感觉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有了联系。看到花花草草在风里摇曳时，她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喜悦。
我不止一次从袁辉这里听到“生命的喜悦”这个词。例如他从不觉得翻山越岭给青青上课是件苦差事，走在路上天气好，他会拍照，天气不好，他也吟一首小诗。“路上的过程，就能让我得到喜悦。如果你觉得你在付出，费了很大的艰辛，就会想着回报。我何必在乎要得到什么呢？在做事情，本身就是得到。”
我尝试抛出一个判断，他改变了青青的命运。袁辉沉吟了一会儿，不太接受。“人各有命，我们就这么相遇了，有这么一个缘分。”
暑假里，青青和所有的准大学生一样，期待着将要展开的大学生活。青青妈妈和袁辉商量，等青青去武大报道那天，要把袁辉的车给“装满”。他们讨论起武汉的冬天有多冷，9月买棉被，会不会太早？
一些关于青青的故事，会着重凸显青青的不幸和逆袭。袁辉告诉我，他看到了青青跟花儿一样，有生命力的一面。他含着欣慰说，你看青青是不是很乐观，很开朗？她没有怯懦的眼神，她跟你在很愉快地交流。
7月中旬，央视《面对面》栏目对青青和袁辉分别做了专访。袁辉在家里看完节目，拍下了青青受访的画面，发了一条朋友圈：“青青思想高蹈、逻辑缜密、表达流畅、真诚优雅！”
央视《面对面》专访青青
他补充：这些形容董倩老师（《面对面》记者）的词，用在青青身上一点不过分。
“湿了衫襟湿了花”
夏日傍晚，白沙坪村刚下过一轮暴雨，山路泥泞一片。袁辉到这里看望晓祺。晓祺是他六年前在白沙坪小学带过的学生，今年刚考上高中。2014年，姜家湾教学点学生减少，袁辉转到这里任教。因为常年家访，他对附近的地形很熟悉，一个个学生的家，就是山区地图上的活坐标。
白沙坪小学的孩子们 / 受访者供图
晓祺的家在半山腰，至少方圆一公里内没有其他人家。上山，要走一条均匀撒着碎石子的土路，为了能够让车子通行，这是最低成本的做法。但遇到暴雨，车会打滑，人也只能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向上爬坡。
晓祺父亲解释，几年前，政府开展异地扶贫搬迁，村里其他人都搬到地势平缓的安置小区了，他们舍不得仅有的耕地，就留在了山里。
他没有说出的话，由袁辉向我补充。晓祺的父母从前有一个长子，意外过世了，40岁后才有了晓祺。这个家庭不忍再离开儿子外出打工，只有守着几口田地，养养猪。晓祺父亲说，他种了4亩地，养了9头猪，今年有猪瘟，死了5头。
袁辉还记得晓祺当年的样子，胖乎乎的，现在个头长高了，身材还是老样子。几天前，晓祺在微信上写了首感怀袁老师的格律诗。一见面，袁辉就对他说起，“整体写得挺好的，就是韵脚重了，‘长’字用了两次。我把‘袁辉诗集’发给你吧，将来说不定你写得比我好。”
袁辉和白沙坪小学的孩子们 / 受访者供图
在白沙坪小学教书的时候，袁辉闲不住，课余还骑着二手摩托，跑到附近村镇的学校主动“要课”。他喜欢教诗词，初中的孩子对诗词的理解能力更好，也能锻炼他的讲课能力。
袁辉上课洋洋洒洒，不按教纲走。他教李白写的“吾爱孟夫子”，上来就问学生，你们认为什么是爱？他问一个男生，你有女朋友吗？你知道什么是爱吗？男生脸红，过了会儿想起来说，我爱我家人。袁辉说，好，这是爱。
他还训练学生们反手写字。有的孩子天生惯用左手，但学写字时总被纠正。袁辉告诉学生们，左手应该写翻转后的镜像字，才“好玩”。他自己就能反手写漂亮的板书。
课余时间，袁辉带着小学的孩子们爬树。有个小孩儿成绩不太好，但身形灵巧，爬树很厉害，袁辉也专门给他制作一张奖状，年度“爬树之王”。
爬树的孩子 / 受访者供图
袁辉给获得“爬树之王”的孩子制作奖状、奖杯 / 受访者供图
晓祺是一个文静内敛的孩子，但见到袁辉眉飞色舞地讲起往事时，会露出不自觉的笑容。他的中考成绩很优异，可以上巴东一中，但最后没去。晓祺父亲告诉我，现在高中实行双休，孩子每个月要回家4次，从家到县城的单程车费是70块，280块的交通费，让他们家有些心力不足。
在山区，家庭情况特殊的孩子很多。有的是父母离异，有的是留守儿童。袁辉带过一个重组家庭里的留守男孩，他问这个男孩，你想踢球吗？每周末，他都接这个学生去学校踢球。现在男孩上了高中，还在练体育，有了钱就攒着买球鞋，练球很专心。
“他有了一个感兴趣的东西可以支撑。因为他这个方面擅长，别人踢不过他，哪怕学习成绩不好，也能从（踢球）中获得很多生命的喜悦。”袁辉说。要让有家庭困境的孩子相信——人生拥有一种挣脱当下晦暗的、更好的可能。
他也从来没期待让学生回报自己，“你得感谢他，让你有了一次帮助他的机会。”
我调侃说，倒反天罡。
袁辉很认真地说，并非如此。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就是，太阳，你伟大的天体，假如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有何幸福可言哩？“其实太阳照耀万物，给大地带来生机，它需要什么感谢？人的生命像一眼涌泉，它需要不断去展示、去绽放。”
袁辉在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付思涵 摄
他上课最喜欢的环节之一是让学生填诗词。他从里面看到了一些完全料想不到的，属于这个年纪的灵光。
离开晓祺家当晚，晓祺又在微信上给袁辉写了一首《雨中共师别》。袁辉念起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湿了衫襟湿了花。他感情很细腻。你不在这个年纪了，想不出这种用法。是吧？”
“中二”红衣少年
袁辉的不同寻常，体现在很多细节里。比如，他沿着山路骑摩托兜风，兴之所至，就会站起来摇晃摩托车，“把后面那个人都吓坏了”。他在山路开起车也飞快，骄傲于自己知道“这段路哪儿能开100码”。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他专门去收集标记着姓名、考号、学院的考场标签，装了满满一袋，至今珍藏在家。
知道他过往历史的人，不会对这些行为感到奇怪。在高中和大学，袁辉就分别交过两次白卷。
高二时期，袁辉不满于学校要模仿极端的应试教育模式。他当时“真不想读了”，把数学答题卡上的题号用胶带粘得干干净净，让它变成一张彻底的白卷。在历史试卷上，他写了很多觉得学校不合理的现象，还分析起国际局势，探讨了印度的角色，“只能在南亚称霸”。卷子乍一看，也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这种叛逆精神延续到了大一。他形容当时的自己“特别幼稚，神情忧郁，内心叛逆，自闭寡言”，也打算退学。在一门体育理论课的考试上，他揣了一只小订书机，先把试卷撕成细条，再用订书机给订到一起，还原卷面。室友坐在他身后，嘴巴张成了“O”形。然后，他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出考场，一直走到一楼，才被监考老师发现不对。
当时他考虑着，大学不读了，接下来“打工去”。
袁辉不太愿意走一条循规蹈矩的路。他觉得，学校里很多孩子都陷在过度教育里，让不同的孩子参与同质的考试竞争，大部分孩子的时间被浪费掉了。
在他的童年里，有一个喜欢看书、爱琢磨发明的偏科表哥。他天天去表哥家里玩，跟着表哥读地理图册，用萝卜刻印章，满大街捡烟纸——那时候很多香烟品牌用软包装，上面有许多漂亮的图案。这样，他的成绩也始终很好。
袁辉刻的印章赢翻网，结合起来是“青青” / 受访者供图
好在他遇到了愿意宽容他的老师。大一那次交白卷，他惊动了历史系的系领导，本来准备和他们“摆弄口舌，辩论一场”，结果老师们见他第一句话，是夸他长得“蛮不错”，把他弄得措手不及。
袁辉安分地留在了南大，但并不热衷参与任何社团组织或竞赛活动。唯一一次是参加哲学知识竞赛，最后关头，主持人出了一道分值50的压轴题，全场除了他，没人知道正确答案。“好开心啊，一下子从第四名到了第二名，还得了个奖牌。”
复赛阶段很惊险。有个理科专业的大个子捣乱，把历史系在黑板上的分数给抹掉了。历史系的队长想冲上去干架，袁辉看势头不对，赶紧出去拉架，结果自己跟大个子打了起来。
他回忆，自己当时性格十足，一年四季不论厚薄，都只穿红色衣服。后来，哲学系的人都管他叫“红衣少年”。
大学时期的“红衣少年”袁辉（左二） / 受访者供图
到了毕业季，其他同学都忙着找工作，袁辉一封简历都没写，每天坐地铁，从市区去南大新校区的图书馆看书，因为那里藏书丰富。他迷上了卡夫卡，喜欢那种“没头没尾，一口气一直在那说”的感觉，对照着卡夫卡的德文原著，练习德语翻译。
偶尔，袁辉不坐地铁通勤，改骑自行车。他记得，骑车路过总统府附近，那时南京到了秋天，风一吹，金黄色梧桐漫天飘舞，景色很美。
他当时已经知道，自己毕业后的志向是支教。他上高中时关注各种时事新闻，知道很多农村地区非常需要老师。高中同桌不太相信他以后真要这么干，他当即签了一张白纸黑字的“我以后要去支教”协议书。
我问他，想起这份协议书，会不会觉得有点“中二”——那种沉迷自我幻想和扮酷的青春期症候。
他回答，“这两年我才觉得自己成熟些。”
这个曾经特立独行的学生做了老师后，也尊重孩子的个性。有个学生在课堂上跟他吵架，他反倒很欣赏，“至少她超越了常规的课堂”。
袁辉在姜家湾的课堂上 / 受访者供图
时任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有次在全县教育大会上对老师们说，要善待那些成绩在“中下层”的孩子。考得最好的学生往往离开家乡，“下面”的孩子才是建设家乡的“中流砥柱”。
在袁辉眼里，学生从来都不被分成100分、70分和30分的不同等级，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考了不一样的分数。“人”的主体，比纸面上的成绩重要得多。
“教育是要培养一个有精气神的人，对不对？一个独立的，能站直的人。而不是一个工具，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
种“牛猪”
获得各项荣誉后，袁辉有过很多调到城镇的机会，但他情愿呆在最基层。如今，他在建始县唯一的村级初中——望坪初中任教。
望坪中学的操场 / 付思涵 摄
望坪地势高峻，山水清幽，夏季是避暑胜地。袁辉喜欢这里的山水，也保持了四处走访学生的习惯。从望坪到周边的青花村、塘坝子村，家家户户都认识袁老师。
他坐在青花村的小餐馆门口，一个短发中年女子像见到明星似的，大喊一声“袁老师”，抢着把饭钱给付了。我们在山间小道偶遇一群褐色、黑色、白色相间的山羊，赶羊的小姑娘居然也是他的学生，停下来跟他闲聊了几句，简直“桃李满村庄”。
偶遇一群波尔山羊，它们的主人也是袁辉的学生 / 付思涵 摄
正值暑假，袁辉酷爱拉着学生上山下水，进行防溺水演练。“防溺水”属于中小学安全教育内容，但袁辉的方法很新颖，他非但不让学生远离水边，反倒还怂恿他们下水。
7月中旬，袁辉带着小学和初中的几个孩子下水，有个男孩儿真游到了深水区。“他还非常冷静，一会儿把头抬起来，一会儿闷在水里。我看不对劲，赶紧把衣服脱了，把他给捞上来。他在那大喘气，我说，知道什么叫溺水了吧？”
在袁辉看来，只有亲身感受到水里的力量，才知道防溺水的重要性。比如，从山洞里淌出来的河水，要比长期日晒的河水凉，猛然跳进去，容易抽筋。还得学会看天气，假如上游在下大雨，那下游的河就有突然涨水的危险。
袁辉和望坪小学的孩子聊“防溺水”时差点溺水的经过 / 付思涵 摄
他是江苏徐州人，长在河道交汇的平原，幼时在河滩边钓鱼、捉龙虾、凫水，把身体埋到沙子里，等河水慢慢沁进来。但现在家乡渐渐城市化了，恩施的高山，反倒像家乡。
刚到巴东不久，袁辉就发明了一种硬核运动，到处找高山上的信号塔，再赤手空拳地爬上去。他还爬出了经验，中国铁塔公司成立以前，山上的铁塔都是电信运营商建的，斜拉式，安全系数低。着力点是铁塔上的钢架，铁塔形态各异，得顺势而为，“不能戴手套，手要抓紧，脚要踩牢。掉下来就挂了。”
塔顶是山的最高点，爬上去景色壮观极了。他还记得，第一次爬铁塔是在2015年10月，登顶后，他在脑子里酝酿出了一首诗，赶紧写在手机里：“氤氲浩荡起长空，莽莽嶕峣野果红。百草乱生大荒顶，千山静卧极眸中。”
写完诗以后，他对着苍茫的山野发了足足半小时的呆，才想起来要爬下去。
爬铁塔的危险系数太高，袁辉通常独自行动，但更多时候，他常常吆五喝六，带一帮孩子啸聚山林。
袁辉带着孩子们遨游山林 / 受访者供图
已经上了高中的颖浩跟我回忆，有天到了饭点，袁老师晃悠到他家，说，走，带你去个好地方。颖浩把碗一扔，跟着走出去，发现老师的车上已经坐满了同学。袁辉带着他们去餐馆吃饭，饭吃完了，掏出6份历史课资料，让他们背书。
同样的话，我听上袁辉地理课的学生也说过，他们在这门课上进步飞快。“要是克隆几个袁老师就好了，这样各科都能提高。”我说。孩子们眼睛亮晶晶的，感性上十分认同。
清瘦的男孩奕飞，是袁辉的地理课代表。我问奕飞以后想做什么，袁辉神秘地说，奕飞以后要种“牛猪”。
什么是“牛猪”？袁辉兴致勃勃地讲解起来，他和学生们构思，未来要发明一种长在田里的“动物”，既有牛的优点——肉好吃、蛋白质多，又有猪的优点——下崽多。两者结合，就是“牛猪”。他强调，这可不是胡诌，灵感来自老虎和狮子交配出的狮虎兽，以及驴和马杂交出来的骡子。
“为什么要在地里种呢？”我发问。
“因为田里产量大，可以满足市场需求。”袁辉一本正经地回答。奕飞在旁边听着，默默窃笑。
袁辉从来不给学生布置作业，这在他看来属于“过度学习”的一种。他只是把地理从课堂上真正地延伸出去。
他讲给学生听，自己在飞机上看到了南航的logo，查了以后发现是木棉花，正是南航所在的广州市市花。把木棉花作为市花的城市，还有广西崇左、台湾高雄、四川攀枝花，攀枝花就是木棉花的别称，这些城市的水热条件，都与木棉花的生长相符。他还跳跃到舒婷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在离望坪不远的楂树坪村，来自“鄂A”武汉的私家车扎堆，海拔1700多米的山区公路，居然堵起了车。袁辉介绍，当地正在发展康养旅游产业，山路两旁都是这两年开起来的民宿和餐馆，还建了文化广场，颇有些乡村现代化的意味。
楂树坪的大草坪，有外地游客玩耍/ 付思涵 摄
他反感城乡对立的语境，不喜欢“走出大山”的说法，只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去体验世界。“走出大山很容易，他们的家长早就在外面打工了。我更愿意提醒学生，意识到家乡的美好。”
他在地理课上会问学生，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外地人都来这里旅游了？你们的父辈为什么嫌弃这个地方，要走出去？有的学生会给出很不一样的分析。这是袁辉愿意看到的，独立的、不经外界驯化的思考。
我问孩子们，你知道袁老师是个有名的人吗？孩子们说知道，短视频上刷到过。
袁辉告诉我，学生们看到的是“你跟他最亲、最近、在一起的那一面”，所谓荣誉，只是外界关注的东西。
说这话时，室外的光线照在他身上，他微微低着头，眼神显得更清亮。“看着他们成长，长大，有一种无形的喜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矣。”
“du sollst”/“ich will”
袁辉住在望坪初中附近的教师宿舍，房间里最显眼的就是书。它们或者规规矩矩装在书架上，或者零零散散摞在桌子上。
他的书架上还有一些奇特的摆设。喝了半瓶的可口可乐，一罐已经氧化分层的水果罐头，河滩的石头、山间的松果。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有收藏价值。
袁辉的书架/ 付思涵 摄
书架有一格，专门用来放《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各种版本。有德文版、英文版，还有不同中文译者的版本。有一本德文原著是他淘的二手，他有点儿迫不及待地翻开，给我念前任主人用荧光笔划线的第一段，“你看，所有人读到第一段都会震撼的。”
13年弹指而过，袁辉很多时候感受不到时间的重量。他每年秋季都带学生去爬山，先是龇牙咧嘴地攀上去，再坐着厚厚的落叶“哧溜”滑下来。只有这样相似的场景，才提醒他，被折叠的一年又一年。
在姜家湾和白沙坪，他就住在教室旁边的耳房。房间很小，什么也没有，很不安生。他在那里斗过老鼠，被跳蚤咬过。有次洗头，他从倒着的视野里看到房梁上有白蒙蒙的东西在飘动，扯下来一看，是张大蛇皮。“说明有蛇在那儿蜕过皮。”
有回他去家访学生，在山道上被一只狗咬了。他的脑袋昏昏沉沉，怀疑自己得了狂犬病，这是他觉得离死最近的一次。当时他卡里还有1600块，他转给了自己的同事，免得钱花不出去。
这些故事现在变成了难得的经历。他把那张蛇皮带到学校里，孩子们争相围观，有的孩子还戴在脖子上，拍了张合影。
白沙坪的孩子跟“蛇皮围脖”合影 / 受访者供图
从白沙坪宿舍的后窗往外看，能看到附近的田野和坟冢。夕阳西下，他吮吸着冰凉的暮色，想象这些坟墓的主人，也有过生命力旺盛的时候，所有人的归属莫不如此。人在此刻会变得通透，“你在这个世界和人比较，是比较谁的坟更大一些吗？”
他遭受过很多好奇和不理解。刚来巴东，周围的人觉得他是来献爱心、体验生活，或者在基层镀金。他一般笑笑，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更尖锐的人，隔着网络评论他大材小用，应该去更大的平台。
“他们批评的时候往往会带上这三个字——‘你应该’，‘你应该’到更大的平台上。什么叫更大的平台？宗教里所有的权力都是‘du sollst’（德语，下同），‘你应该’。但尼采说，‘ich will’，‘我想要’，要从人本身的意志出发。”
他讲到激动处，手从心脏处往外用力一挥。“我做事情就是‘ich will’，而不是看着外边有一台更大的机器。‘你应该’，最后你只是个工具而已。你以前是个小铲车，现在是个大铲车。真正体现人的价值的，是‘ich will’，我想要。”
外部的价值规范从来没有真正驯服过他。在十二三岁的暑假，少年袁辉坐在伯伯家的房顶上，突然开始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一定要上学？那时候正是立秋，北方下过一场雨，已经有了秋凉的寒意。“风吹在身上，好舒服啊。然后就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喜悦。”
尼采，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在一百年前和他思考过同样的问题。尼采说，工作是20世纪伟大的发明，既创造了秩序，也束缚了人。这就是“文明”。
袁辉收藏的尼采著作/ 付思涵 摄
除了袁辉自己以外，没有人能想到，他能支教这么长时间。24岁那年，他坐着火车准备从徐州向西行，父母叮嘱了一句很老派的话：注意大学生的形象。2014年，父亲来巴东，看到他的生活条件，跟他爆发了唯一一次冲突。在离开不久以后，父亲给他发短信道歉，说“对不起”。
现在，袁家父母过着自在的退休生活。父亲跟他说，他们的身体都非常好，不用操心。只提到一点：你到我这个年纪，如果身边有个伴侣，是不是会更好？
袁辉点头说，看到你和妈妈在一起的场景，我知道的。
在物质上，袁辉很随性。手里有钱，请学生和朋友吃吃饭，没钱，就少花点。他买了三件颜色不同的同款短袖，夏天轮着穿，再备一套出席活动需要的西服和皮鞋。尽管得到过好几次进入编制的机会，但他目前还是更愿意做个志愿者。
袁辉在白沙坪的宿舍 / 受访者供图
“我在干看起来很傻，别人看不上眼的事情。”他自嘲。但是他同时认为，“我非常幸运地在能读到书的年纪，读了一些书，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可以独立地思考，去发现自己生命里的隐秘线索。”
他引用了弗罗斯特的那首诗，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他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一条。
但也有尴尬的时刻。在社会传统的价值度量里，袁辉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有次闲聊，他和学生说起自己的同学在电视台做主持人、在大学里做博导，一个学生就问，袁老师，你那些同学那么牛，你怎么混得这么差？
袁辉在这里露出了一个克制的苦笑。他接着说，后来其他学生就纠正这个学生说的不对。“我也真语塞了，不知怎么回答。我就说，你问得好。”
8月初，袁辉回了一趟徐州，不到一周就跑回恩施了。他已经习惯这里足够好的氧气和胃口。在城里，他只能闷在空调房，拉肚子，犯过敏性鼻炎。这让人很难想到，在来支教前，他是个长于江苏平原，从来没在高山地带生活过的青年。
我见到袁辉后，聊起的第一个话题是他的暑假。他告诉我，暑假他通常带着学生打球、爬山、游泳，我为他“不放假”而有些讶异。
夏天，袁辉带着学生游泳，做“防溺水”训练 / 受访者供图
“这对我来说不是工作，它能带来内心的愉悦。”袁辉说这话时在开车，我看到他笑了起来，侧面的眼睛下堆满了笑纹。
如果再问他为什么，他会一遍遍地提到孔子在《论语·述而》里说的那句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这句话从少年时代就是他的理想。37岁这年，支教者袁辉驾驶着一辆银灰色的大众汽车，往复盘旋在巴东、建始两县的高山间。这条路，他乐在其中矣。
（文中青青、晓祺、颖浩、奕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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